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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园:兵、贼、盗、虏、义军

2016-01-18 14:19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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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及《扬州十日记》的广为人知,我所读过的那一时期的文献中,《研堂见闻杂记》(一作《研堂见闻杂录》)将太仓一带诸种政治势力间的起伏消长,情势的倏忽变化,人们的盲目奔窜,士人裹胁于乱局的身不由己,叙述得令人印象深刻。由该书看,当时的这一带到处都在流血,而导致流血的冲突却似乎可以发生在任意两方(或多方)之间。演出在此处的“历史”,成分混杂,冲突各方色彩闪烁不定,并不如正史叙事的井然有序、阵线分明。“有序”、“分明”想必以牺牲上述“混乱”为代价将参差的边沿裁剪整齐,以便装入现成的框架。

明清交接处局面的混乱,确有事后看去匪夷所思者。上文已提到了凌的“两面政权”。李宏志《述往》一书中有更怪异的例子,该书说崇祯十五年,中原大乱,“流氛所过州县,命吏、伪员同城共治,而命吏且听命于伪员”(页3,《甲申史籍三种校本》。按“命吏”即明朝官员,“伪员”指大顺朝官员),谁说不是易代中的奇景!〔43〕

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混乱,部分地也由角色的繁杂与角色面目的难以分辨所造成。

当时以及事后的叙述文字,指称其时的军事力量,有“兵”、“贼”、“盗”、“虏”、“义军”、“北兵”、“清军”诸名。其中“贼”、“虏”都界定清晰,贼(亦作“流寇”)专指李自成、张献忠军,虏则特指清军,惟“盗”语义含混,指乘势而起的诸种武装力量。“贼”的取向明确,标识清楚,“盗”则不然,往往目标不明,成分复杂,品类混淆,如易堂诸子所记述,“市井游手”与佃、奴混在一起,而以“义师”自命。王土禛在《池北偶谈》中校正稗史关于山东“义兵”的误记,说某仆系“群盗”,而非“义师”(卷一《纪载失实》,页235)。其实“义师”、“群盗”无从分别,无论宋末、明末,无不如此。难以区分的,即有上文刚刚说到过的“山贼”、“海寇”与“义军”,甚至官兵与强盗。“跋扈将军”所部的乱兵(明军),行径就往往无异于寇、盗。〔44〕至于横行大江南北的左兵(左良玉部),虐焰张天,残民或更甚于“贼”、“虏”。三百年后梁启超注孔尚任的《桃花扇》,还批评该剧“于左良玉袒护过甚”(第九出《抚兵》)。〔45〕

由此看来,处现代之世,的确不能将明清之际的战场想象成两军对垒、阵线分明。当其时更有诸种性质不同的反复。明朝忠臣陈子壮被后来“反正”的李成栋处剐,另一忠臣杨廷麟则因后来“反正”的金声桓攻陷赣州而赴水死。在旷日持久的战事中,“义军”固然成分驳杂,正规军(无论明朝官军还是清兵)何独不然!战场上的敌方,可能正是旧日同僚。杨廷麟就说过“群盗纵横半旧臣”(见《梅村诗话》,《吴梅村全集》卷五八,页1142)。尤有戏剧性的,是李自成残部的加盟南明抗清武装。江右的曾灿不胜感慨,说“当日赤眉犹助汉,降臣朱晃竟倾唐”(《秋兴二十首次舒鲁斋韵》,《六松堂集》诗集卷六)。〔46〕天启“奄祸”中被难的顾大章之子顾杲,据说被“误杀”于“乱民”(参看魏禧《跋顾子方手札》,《魏叔子文集》卷一二)。一说其人死于“乱兵”(《思旧录•顾杲》,《黄宗羲全集》第1册,页365)。死于乱兵抑乱民,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47〕此一时,彼一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倒戈反水,瞬息万变,不能不使得身份、角色界限模糊不清。商鸿逵曾问及反清运动的性质。倘若追究至具体战役,性质实在难以断定。商氏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尽管未脱出那一时期的“史观”,但有关的讨论无疑是有意义的。〔48〕

江西是明清之际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该地士民,那是一个创巨痛深的血腥瞬间。魏禧说甲乙之际,他所在的赣南,“邑大猾群起为雄,四鄙之野人揭竿称名字者,不可胜数”(《诸子世杰三十初度叙》,《魏叔子文集》卷九)。未知那些揭竿者称何“名字”。无疑的是,“义军”的“义”,当此之时,是最易于被假借的名义。近人黄志繁说,赣南自南宋到清初的动乱者,“并非全是耕佃为主的农民,而是包含了盐商、雇工、兵卒、无赖或是塾师等各种复杂的人群”(《“贼”“民”之间12—18世纪赣南地域社会》,页259)。该书更推而广之,认为“在中国传统时代地方动乱的‘动乱者’,往往在动乱前都能够在地域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甚至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地方社会最有势力的人群。这一事实表明,地方动乱的‘动乱者’,并非传统阶级斗争视野中的被压迫者,相反,他们往往是地方社会中的主宰性力量”(同上,页260)。〔49〕上述问题仍然有讨论的余地。可以相信的是,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动乱”,缘起、诉求本互有不同,宜于作个案研究。

此外我还想到,我们的想象是否过分受限于既有的“名”?历史生活中从来有模糊地带。黄氏讨论了“‘贼’‘民’之间”。有诸种“之间”,图像就不再清晰。色彩繁复,斑驳陆离,想象的空间于是乎扩张。热衷于“命名”不一定是好习惯,但不命名,又不便言说。知乎此,对于“名”就不必太拘泥,关心应当在不可能为诸“名”所涵盖的丰富的事实,由“模糊地带”,由诸“之间”开发自己的想象力。

史学家由历史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动乱”,回答“动乱”与地方社会变迁的关系问题,我所关注的,仍然是士大夫的经验与反应。兵、贼、盗、虏、义军,均系士大夫经验中的“民”,他们在不同情境中面对的“民”,对此“民”的依情境、关系不同的不同指称。官方文件与士大夫的表述中的“民”,一向语义含混。这个远非透明的角色,在政治、社会大动荡中,位置最难厘定。“民”在“贼”、“盗”、“虏”、“义军”、“官军”任何一方中,又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种力量的受害者。反清志士说“民心可用”;下文将谈到,他们所遭遇的当面、直接之敌,佃农、家奴、“田贼”、土寇,也正是民。在明清对抗中,乘乱而起之民,是最不确定也最不易控制的因素,乱局中的一大变数。曾参与过抵抗的曾灿,说因“积怨已深”,“民尽是贼”,一旦“寇”到了城下,“不外降则内溃”(《上万年伯书》,《六松堂集》文集卷一一)。在当时、事后的叙述中,此“民”只能由其与王朝的政治关系以及与士夫的关系而被界定,似乎在其时的对抗中仅具有功能意义。由出诸士大夫之手的“文献”,没有可能还原历史岁月中的民。即使在引入“唯物史观”之后,不能直接发声者仍保持着缄默;更何况到了晚近,自居为“代言者”的,对于自己的角色认知也发生了动摇呢。


本文摘自赵园著《想象与叙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人:何可人 PN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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