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反腐启示录:军机处的创设

2016-01-18 12:20 凤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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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的名字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在许多历史读物中,军机处常常被看作是封建专制集权达到巅峰的一个标志,然而,军机处的创设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结果,颇有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味,这也是雍正在创设它之初没有预料到的。

从字面意思理解,许多人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军机处似乎和军事有着某种关联。没错,军机处的创设的确是源于一场战争,我们就从这场战争谈起。

雍正即位之初,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他最为渴望的就是希望有个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来完成他的政务改革。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雍正继位不久,西北的青海就发生了叛乱。

雍正元年(1723 年)五月,青海厄鲁特蒙古族首领罗卜藏丹津发起叛乱, 并胁迫其他众多蒙古王公一同参与叛乱,声势之浩大震惊了北京城中即位不久的雍正皇帝。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叛乱,罗卜藏丹津显然是有意为之, 他就是想要抓住朝中新皇登基,无暇顾及西北这一天赐良机,控制整个西北。

这对于雍正显然是个巨大的考验,不过,雍正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在经过一番象征性的劝降之后,雍正正式发兵青海,誓与罗卜藏丹津一决雌雄。后来,清军在抚远大将军年羹尧的指挥下,历时四个月,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此次战役后,“年大将军”的威名名震西陲,雍正也自豪地称赞道:“十年以来,从未立此奇功”,“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并对年羹尧给予了优厚的奖赏。

这场叛乱虽然迅速被平定,但是,青海的隐患并未解除。罗卜藏丹津战败之后,迅速逃匿至准噶尔汗国,并被准噶尔的大汗策妄阿拉布坦保护起来,之后,准噶尔和清朝达成了表面上的和平协议,西北地区也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事实上,无论是罗卜藏丹津还是准噶尔,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都在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后来,他们看到雍正把“年大将军”给处死了, 再次蠢蠢欲动起来。

雍正五年(1727 年),准噶尔可汗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策零继承汗位, 成为准噶尔的新领袖。策零是一位非常有手腕和魄力的领袖,俄国人曾评价他是“所有土著民族中的最强者”。策零执政之后,大力发展农业、军事, 并暗中与俄国人勾结,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和清王朝对抗。

后来,策零向雍正提出了入藏的请求,理由是策零的父亲策妄阿拉布坦已经升天成佛,他要替父亲去西藏开坛设供、弘扬佛法,“广行释教以安众生”。而此时的西藏教派林立、纷争不断,策零的这一请求不仅显得很荒诞,而且也显得别有用心。

对于策零的无理要求,雍正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更何况,策零压根儿就是别有所图,精明的雍正不可能不清楚。所以,雍正不仅拒绝了策零的要求,而且还向策零提出,务必将罗卜藏丹津交还给大清。雍正这样做是在试探策零,如果他交人,就说明准噶尔问题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如果拒绝交人,那么就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了。

策零把雍正的要求当成了耳旁风,完全不予理睬,雍正也由此下定了征战准噶尔的决心。

要征战就得有战前准备,为此,雍正还特意征询了大臣们的意见。以朱轼为首的一批大臣极力反对雍正发动战争,他们认为战机尚未成熟,贸然发动战争恐有不利;而以张廷玉为首的一些大臣,则极力支持雍正,希望尽早铲除准噶尔这一心腹大患。

雍正自己也明白,老爹康熙在位的时候都不敢小觑准噶尔,自己又如何能轻易解决掉这一祸患呢?于是,雍正同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川陕总督岳钟琪多次秘密商议征讨准噶尔之事。显然,雍正对战争的利害关系看得十分清楚,他想要制订一个周密的战争计划。

到了雍正七年(1729 年)二月,雍正公开向朝臣宣布对准噶尔用兵, 同年六月,雍正发布上谕:“两路军机,朕筹算者久矣。其军需一应事宜, 交与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密为办理。”(引自《清世宗实录》) 雍正的意思是,命令怡亲王允祥办理北路军需,大将军岳钟琪办理西路军需, 两路军需事宜全部交由允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统筹,军机处也由此创设。

关于军机处的创设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说雍正四年(1726 年)的,有说雍正七年(1729 年)的,有说雍正八年(1730 年)的,也有说雍正十年(1732 年)的。其实,以上四种说法并不矛盾,原因就在于军机处的名字经历了多次变更,这也反映出雍正创设军机处的偶然性。

事实上,军机处一开始并不叫军机处,而是叫军需房。军需房,顾名思义, 就是雍正为了军需而创设的一个临时机构。早在雍正四年(1726 年),为了处理紧急军务,雍正就在寝宫附近设置了军需房。而军需房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则是在雍正七年(1729 年)。到了雍正八年(1730 年),军需房又被更名为“军机房”。到了雍正十年(1732 年),军机房又被改称为 “办理军机处”。

由此可见,军机处的名称其实是“办理军机处”的简称,这也是军机处创设时间争议颇多的原因之所在。

不仅是名称,军机处的办公地点也多次变更。军需房最初设在乾清门西侧,不久后,迁到了乾清门内,最后终于确定在隆宗门西侧。之所以被定在隆宗门,一方面是距离皇帝很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里是内廷和外朝联系的重要通道。

相比于金碧辉煌的乾清宫和太和殿,最初的军机处极为简陋,仅仅是用几块破木板搭建而成的,很难想象,有如此影响力的一个机构最初竟然如此寒酸(直到乾隆即位之后,军机处才被改建为厢瓦房)。可以想象, 在酷暑寒冬之下,身处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军机大臣们一定是极为难熬的。

除了没有一个像样的办公环境之外,军机处的官员也都没有正式的编制,他们都是从六部中抽调而来的,完全是兼职。即使某个大臣有升迁, 也是原属衙门里的升迁,和军机处没有任何关联。

通过以上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军机处的创设颇为“草率”,也非常“随意”,丝毫不像是一个国家政府机构。确实,在雍正眼里,军机处就是为了解决准噶尔问题而创设的,只不过,在解决了准噶尔问题之后,雍正发现, 军机处完全可以当作自己的秘书处,便没有将军机处撤销掉。

准噶尔的问题,最终是在军机处的协助之下,被雍正用武力解决掉了。这场战争不仅让雍正尝到了胜利的滋味,而且也让雍正看到了军机处的好处。什么好处?架空内阁,架空议政王大臣会议,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让军机处成为自己的秘书处。

在清朝早期,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军国大事全部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来决定。比如,雍正的爷爷清世祖福临六岁就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议(福临的父亲皇太极生前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事实上,议政王大臣会议是满人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一个残留,犹如各部落长老共同决策大事。

康熙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为了从议政大臣会议手中夺权,康熙特别设立了南书房,这其实就是军机处的前身。南书房的官员也是从各衙门抽调过来的,而且都是康熙的亲信,性质和秘书班子相似。康熙皇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建立一个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权力机构,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分庭抗礼,一点点蚕食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从而将权力集于皇帝一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雍正显然也秉承了其父康熙的这一思想,而且手段也极为相似,唯一的区别就是用军机处替换了南书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军机处这个秘书班子是如何来为雍正皇帝服务的吧。

军机处的职能大致可分为三项:

第一,“掌书谕旨”,就是当面接受皇帝的谕旨,然后转录为文字并下发, 也就是俗称的“跪受笔录”。皇帝每天要召见军机大臣,而且不分时间、场合,军机大臣一旦受到传召,就得立刻从值班房赶往皇帝面前。军机大臣面见皇帝之时,要趴在地上把皇帝的谕旨写下来,然后送出去。事无大小, 一律都要通过军机处之手,表面上看,军机处的权力似乎很大,但实际上, 军机处只是秉承圣意、跪受笔录而已。

第二,参政议政,军机大臣有议政的权力,但是只有在皇帝主动提出咨询的时候,军机大臣才能集中讨论,提出各自的意见。

第三,誊写保存文件,官员的奏折递上来,皇帝要逐一批示,批示完之后, 这些奏折还要经过军机处誊写,抄录出一份副本加以保存。雍正还特意在军机处设立了清档房和汉档房,以分别管理满文和汉文的档案。

按照当时的工作流程,无论当日事务有多少,“悉以本日完结”,“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常至二三十件或多至五六十件”, 在如此高效的运转之下,军机处完全剥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迅速成为国家权力的要枢,尤其是在乾隆以后,军机处的职权范围更为宽泛,“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这样一来,内阁的票拟权也被彻底剥夺了。

军机处就是这样,它不仅是一个工作效率极高的秘书班子,而且这个秘书班子又无任何实权,只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从反腐的角度来看,军机处的设置主要有两点积极意义。

第一,通过军机处的高效率运转,皇帝可以摆脱其他权力机构,直接对贪腐情况进行定夺和处理,从而使决策更快、更直接、更有效;

第二,军机处内的官员互不统属,全部效命于皇帝,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僚之间的拉帮结派。

不过,军机处对反贪的积极意义是有一定局限的,它并非解决贪腐的真正良药。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雍正之所以能通过军机处迅速集权, 并有效控制腐败,这和雍正个人的能力和素养是分不开的,如果换作道光、咸丰这样的皇帝,军机处的集权也就失去了意义。


本文摘自《雍正反腐启示录》作者:烽火无烟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

责任编辑人:何可人 PN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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